本报记者刘梦妮、张典标　　

冬日暖阳下，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的燃灯塔伫立在蓝天下。风吹过，塔身飞檐悬挂的风铃开始摇曳，不时发出悦耳的叮铃声。

过去，南来的跑船人经历数月艰辛，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。这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。

2022年4月，全长约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，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水。人们不禁畅想从北京到杭州泛舟观光的场景，也会带着怀古幽思走进大运河的历史，从这条承载家国兴衰的“命运之河”中理解中国。

早在通水前，对于这条南北大动脉，考古工作者梁纪想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勘探过，摄影家刘世昭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记录过，作家徐则臣一步一字地考察书写过。

对他们来说，今年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一年。梁纪想投入到通水清淤时挖出的沉船研究；刘世昭将自己跨越35年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珍贵照片捐赠首都博物馆；徐则臣仍在继续着他的运河文化探索与推广。在他们眼里，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，不仅是人类伟大水利工程的历史见证，更承载着文化、历史、经济……滋养着运河两岸。

一个“运河考古人”的“执念”

在沧州文旅局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梁纪想看来，通水保护了文物。“大运河断流的时候，好多人在运河边挖掘当年沉船留下的铜钱、瓷器。现在通水了，这种现象也消失了。”

早在2004年，梁纪想就和同事踏上了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调查之路。

历史上的沧州因运河而兴。“长河日暮乱烟浮，红叶萧萧两岸秋。夜半不知行远近，一船明月过沧州。”清代孙谔的《夜过沧州》，为人们勾勒出当年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通航的美景胜境。

而当梁纪想他们开启调查时，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断流多年，“干涸的河道里长出了草，还有人在河里放羊。”

调查中，梁纪想见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人，都盼着运河能再次通水，“老百姓对运河很有感情，还口口相传着当年运河纤夫的故事。”

从沧州青县与天津交界的九宣闸开始，梁纪想和六七个同事分成两个小组，沿着运河两岸徒步走到沧州吴桥。

他们带着GPS、尺子、手铲、背包、相机等工具，白天做田野调查，晚上整理资料，2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，他们走了一个多月。历史上这段运河弯多水急，这次调查的重点是那些不幸葬身运河的沉船。

“我们主要是探访运河两岸的村子，调查村里老人所了解到的运河沉船情况，包括沉船的位置、大概的年代，这些信息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。”梁纪想说，去年年初，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清淤时，在泊头挖出了一艘沉船，地点跟当年了解到的基本一致。

一个多月里，梁纪想和同事们记录下20多个沉船点。其中，大多数没有历史记载。

运河两岸废弃的砖窑，也让梁纪想印象深刻。“这些砖窑离运河特别近，主要是方便运输。”梁纪想解释，“烧制的砖专供北京城墙、宫殿和庙宇。每块砖差不多五六十斤重，上面还刻着年号。”

当时，村里好多老房子、围墙包括猪圈，都是用这些废弃的砖修建的。梁纪想他们收集了一些砖，送到省博物馆保存。

调查结束后，梁纪想辗转河北多地进行考古勘探，但一直没有离开运河。他曾在河北省大运河申遗办公室工作，亲历了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悦。

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，沧州再次享受到运河水的滋润。

梁纪想的家离运河大约一公里，他晚饭后常常去运河边散步，“这一带现在漂亮多了，走在运河边，跟过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”

作为考古工作者，他希望所有的沉船一直安静地留在河底，“这其实是一种保护”。因此，他们当年调查出那些沉船点后，一直没有开挖。

泊头河道发现沉船后，他们赶到现场看到，部分沉船被挖土机挖出，已经能看见船板了。“我们先用水冲刷船上的淤泥，然后估量船体长宽，再在周围打木桩，把船整体吊出来。”

他们在上下游及沉船点附近都打了坝拦水，但大运河里有很多泉眼仍在冒水，导致沉船点附近的坝老是垮。梁纪想亲自下河，参加挖掘和修建河坝，“在泥里干活，我穿着雨鞋雨裤，还是一身水、一身泥。”

2021年，在沧州段南川楼建筑工地上，又发现两艘金元时期的木质沉船。沉船附近及船体上出土了铜钱、瓷器及其碎片。梁纪想说，金在北京设金中都，随后元朝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，遥想当年，南来北往的货船，在沧州的运河上络绎不绝。

目前，梁纪想和同事们正投入南川楼沉船发掘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，除了拍照、录像、绘图、做标签、文字描述，他们还将沉船浸入纯净水水池中，让碱和盐从沉船中排出。他解释说，沧州盐碱地特别厉害，所以要对沉船进行排盐排碱处理。

神奇的是，经过排盐排碱处理的沉船，外观基本没有变化，“可见当年做船用的都是好木头。”梁纪想说。

一个“运河摄影师”的“骑拍史”

刘世昭也见识过沧州盐碱地的厉害。

1981年，这位《人民中国》杂志摄影记者第一次骑行京杭大运河时，吃得最咸的地方就是沧州。

刘世昭记得，一小盘青椒炒肉丝，一顿吃不完。因为吃着跟咸菜一样。在沧州沏茶，沏得再浓茶水也咸。35年后刘世昭再去，“就没这事儿了，菜不那么咸了，而且各种口味都有。”

两次骑行，刘世昭见证了运河沿岸和人们生活的变化。1981年，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搞不懂什么叫改革开放。2016年，运河沿岸人们的生活因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1981年6月，33岁的刘世昭和文字记者沈兴一起，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骑行，一边骑一边在沿岸的城市、村庄采访。

他们避开了盛夏最热和寒冬最冷的时间段，将行程分为4个部分，历时400多天，在1983年1月到达杭州。

第一次骑行时还是用胶片拍摄，刘世昭舍不得随便拍。但整个行程也拍摄了3000多张胶片，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初期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。

2016年春，已经退休的刘世昭，再次骑行京杭大运河。他直接从北京骑到杭州，历时68天，拍了718G照片，按每张照片10MB计算，粗略估计有七八万张。

两次骑行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“变”字。这让他欣喜，也让他惆怅。

他向记者展示的京杭大运河照片中，有张第一次骑行时在常州簸箕巷拍摄的。充满古典气息的江南水乡，沿岸民居与运河、舟楫、古桥融为一体。

第二次骑行到达常州后，他兴致勃勃地想旧地重游，却几乎迷了路。

这次拍的照片中，运河拓宽了，古桥不见了，两岸的民居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绿地，完全没了过去的影子。

刘世昭指着第二张照片连连摇头，“单看这张，你会觉得这城市挺好。有居民楼、写字楼，绿化也好，但是跟过去一对比就忍不住想问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”

那些消失的古香古色，让刘世昭怅然若失。山东聊城大运河畔的山陕会馆，是京杭大运河漕运的见证。第一次骑行路过这里时，刘世昭特意起了个大早。当时运河干涸，几只绵羊在山陕会馆前的河床上吃草。他举起相机，把这份独特的苍凉之美定格下来。

多年后，他再次来到这里，改变最大的就是山陕会馆前的大运河：宽阔的河面、清澈的河水、石砌的堤岸、整齐的栏杆……为运河通水而开心的刘世昭，心中依然有种失落，感觉眼前的景色修饰得太新了。

在天津，他最惦记的是当年吃过的大油饼。油饼直径70厘米，重量估计在1斤以上，一口锅只能炸一个。

这种大油饼是漕运时代的遗存，运河上的装卸工、纤夫劳动强度大，又没钱吃大鱼大肉，就选择这样的大油饼来填饱肚子。

刘世昭拍下了摊主金宝成炸大油饼的场景，又买了一个和同事分而食之，两个大男人就都吃饱了。

35年后，刘世昭在河西务几经打听才找到油饼摊子，可惜老金已经不在了，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孩子在经营。油饼炸得薄了，吃法也不一样，会根据顾客的口味添加作料及羊杂碎，比过去好吃很多。

“时代在变，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，现在谁还会一口气吃一斤的大油饼啊，”刘世昭感慨，“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，大油饼的消失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在苏州运河上的船舱里，刘世昭的镜头记录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，被绳子拴在船上玩耍。这是1980年代初跑船人的生活。为了安全，船家常把孩子拴在船上。

如今，船家都上岸安了家，这样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。

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，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，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。

“看到了，拍到了，记录下来，就觉得没白跑。”74岁的刘世昭，这样形容自己跨越35年的两次京杭大运河骑行。

第二次骑行结束没多久，刘世昭体检查出癌症。“如果晚一年，估计骑行就干不成了。”他感慨地说。

好在他恢复得不错，现在出门也爱骑车，天气好的话每天都要骑上10公里。

今年，刘世昭将自己两次骑行大运河时拍下的照片全部捐赠首都博物馆。记者上门采访时，他正在整理胶卷，桌上堆着几十盒胶卷盒子。“作为摄影人，我要把见到的尽量记录、保存下来，因为这就是运河的历史。”

一个“运河作家”的“运河观”

梁纪想挖掘的运河沉船，也被作家徐则臣写进了小说《北上》。这本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，开篇就是一份京杭大运河沉船考古报告的摘录。

徐则臣写了20多年大运河。大运河通水前，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，“大运河已经死掉了一半，济宁以北早已断流，很多河道已经湮灭。”

如今全线通水，他认为也不能代表大运河的再生——通水只是物理意义上活了，更重要的是挖掘大运河文化和精神上的内涵，真正“唤醒”大运河。

其实，徐则臣对大运河的认识，也经历了从物理意义到精神意义的转变。

徐则臣的故乡在江苏东海。小时候，学校门口就有一条运河。夏天在河里游泳、打水仗；冬天自来水管被冻住，大家拿着牙刷、端着脸盆在河边洗漱。“我从小跟水的关系就很亲密，那时河流对我来说，只是有用而已。”

18岁在江苏淮安上大学时，徐则臣第一次见到京杭大运河。“从我们校门往南步行10分钟，就是运河。一些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的古迹，比如清江闸、清江浦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多年以后，当徐则臣开始写作时，自然而然地写起了运河。但对当时的他来说，写运河跟写别的河没有区别，“运河只是故事的背景。”

直到2014年，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。徐则臣和出版社朋友聊天时撞击出火花，决定写一部关于京杭大运河的长篇小说，让运河故事由背景走向前台。

接下来的4年里，徐则臣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。市面上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书，能找到的他基本都看了。刘世昭的《流淌的史诗——京杭大运河骑行记》，他也翻阅过。

徐则臣还一次次从工作地北京出发，把运河沿线重要城市和水利枢纽走了个遍。他遇见很多在运河边画画和拍摄的人。在《北上》小说里，他创作了孙宴临这个人物。小说中孙宴临潜心研究过郎静山的摄影作品，而郎静山的家乡就在淮安。历史的真实和小说虚构就这样交织在一起。

大多数时间里，徐则臣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，河水的流向、流速、清澈度，河道弯曲程度，岸边的庄稼、植物、建筑、游玩的人……他都感兴趣。他也不知道这些细节在写作中会不会用上，但就这样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

有一次，徐则臣去德州出差，想顺便到运河边看一看，却找不到河道。他问路边躺椅上乘凉的老大爷运河在哪。顺着大爷手指的方向，徐则臣一看，那不是一条路吗？上面已经长满了荒草。

老大爷说，他小时候还经常在那玩水，现在已经变成路了。

这件事让徐则臣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。“千年的大河最后成了路。我们过去对运河的保护的确不够，或者说我们没意识到运河的重要性，现在好多了，各地都很关注运河。”

“它不仅仅是一条河，还是理解中国历史的线索和脉络。”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徐则臣发现京杭大运河功能性意义之外，还承载着中华文明与悠久历史。

徐则臣认为，隋唐以后，中国大一统趋势之所以越来越强，是因为京杭大运河把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5大水系联通起来，打破过去南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隔绝，实现了连接与交流。

除此之外，中国文化跟水有密切关系，水流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。

“这些观点都是我琢磨出来的，不知道专家会怎么看。”徐则臣说，“但显而易见，没有这条河，中国历史会是另一番样子。”

创作《北上》时，徐则臣曾写过运河流经徐州，但审稿专家指出，那一年京杭大运河变道，没流经那里。于是他把那一大段故事全部删掉了。

他告诉记者：“如果纯粹写一条想象中的运河，我可以随便写，但我希望能写出一条真实的运河，那么这种硬伤是不能有的。”

徐则臣刚开始写运河时，关注京杭大运河的人并不多。“那时我觉得这无关紧要，后来写《北上》，发现了京杭大运河的重要，就希望别人也能关注它。”

在徐则臣看来，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是推广运河文化的契机。“有了眼前这条活生生的运河，我们就更有机会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。即使暂时看不到，只要运河一直在流，不断触动我们，早晚会让我们产生探究的愿望。”